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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兩岸三地最知名的跨界攝影師，通曉法語、日語、英語、德育和拉丁文，用多種藝術形式發現和記錄這個世界的美好。許川對話人文藝術中心風雅堂的藝術總監彭怡平，分享這位知名攝影師的爵士之旅。
許川：您嘗試了很多藝術樣態，這對您的藝術創作有助益嗎？
彭怡平：有非常大的助益。比如我喜歡電影，從小我就立志希望能夠當一個導演，從小浸淫在電影文化裡面，自我學習、成長的經驗使得我在寫第一步著作的時候，用一個拍電影的方式率領了100人的團隊，兩個攝影助理，融合了一種對電影故事性的訴求到我的影像創作里，使得我的每一幅影像不僅是單純的美美記錄而已。比如我更重視光影，所以我在《雄偉法國》這本著作里首度引進了微光攝影，用一支蠟燭的燭光來拍出美食的氛圍，截然不同於其他的任何美食攝影。在每個影像裡面我又註入了一個故事性的情節，比如我想像這一盤菜是在什麼樣的地域，這個地域里有什麼獨特的歷史文化，有什麼樣獨特的鄉土食材，這些食材是什麼？如何去製作出來這道料理，吃這道料理和製作這道料理的又是什麼樣的人，吃這道料理是在早上吃、中午吃，還是晚上吃？所有的一切都濃縮在一幅影像裡面，變成一個具有層次感、立體的故事。一般的影視文化書籍，可能會讓大家閱讀之後讓大家覺得這個人博覽群集，有豐富的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傳遞，但是卻沒有一本影視文化書籍可以除了文字以外還有影像的層次，實際上這本書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謎底，我很希望內地的讀者是可以解讀出來，它的影像背後到底在說什麼。
我覺得任何一個作品都可以涵蓋很豐碩的知識或者用華麗的起草、非常了不起絢爛的場景去迷惑眾生，但是我覺得這些喧鬧的作品在當今的時代裡面根本不缺乏，有一個很缺乏那就是感動。我認為一個藝術作品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感動人，而且是一個跟自己完全沒有相關的人，他如果能透過你的作品裡面感受到你想要傳達的人生訊息的時候，如同在他的心裡打開一扇窗，他看待世間角度就會不一樣。
許川：假如生命只有一天，你會拿來做什麼？
彭怡平：做我最喜歡做的事。拍照、影像或者是跟別人分享、教學、寫作，哪怕是跟您和我看不到的聽眾在分享我人生的點點滴滴，我都覺得是讓我很快樂的事情。其實我不會覺得累，我甚至覺得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要睡覺，因為我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用，每天都在做一些很快樂的事情，永遠都不會覺得有累的感覺。
許川：這個世界上你覺得哪些東西是一定要留存下來的？
彭怡平：美的東西、善的東西、真的東西。我相信我會用盡一切的力量去保存它們、維護它們、分享它們，讓它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就算這個世界錶面上看起來它們已經變得那麼不重要，可以棄若敝屣，但是事實上整個世界運作和人的心靈，能夠得到的一種真真正正的平靜都來自於真善美。
許川：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因為在你的新書《爵士巴黎》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二戰時期法國的青少年也面臨這樣的問題，用什麼方式來記錄下這個世界，他們有什麼方式？
彭怡平：我覺得他們用一種所謂的內心。比如二戰結束之後，首先發自內心去自省的是所謂的資產階級，他們衣食無慮，尤其是他們完全不需要工作，他們的父母很有錢，但是反而是這樣資產階級的孩子們率先拋棄了物質享受和所謂的財富，他離家出走。透過流浪他們想找尋真正的自我。日日夜夜他們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寫在廁所牆壁上面，在巴黎的某個爵士俱樂部或者是巴黎的某個藝術實驗電影院或者任何一個角落，現在這些足跡還在存在著。
許川：我很難想像驕傲的法國人會喜歡爵士樂。
彭怡平：因為法國最重要的存在主義青年，他們是資產階級，離開了家展開流浪的生活，他們尋找自由勝過成功，所以在這樣自由之路追尋的過程裡面，他們解開了所有外在條件的束縛，真正的回應到自己的內心，用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感去回饋這個世界，唱出他們心裡真正的感覺。那個時候他們無意之中發現了來自美國的爵士音樂、來自非洲的爵士音樂，他們真的驚為天人，為什麼？因為他們還沒有接觸爵士樂之前，認為所有的音樂都應該經過正統的科班出身才可以有資格。是要正襟危坐花1000元人民幣門票，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或者穿著非常豪華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才有資格去欣賞音樂。但是他發現那些爵士音樂家用的樂器實際上不是正規樂器行製作的樂器，是他們自己撿拾那些破銅爛鐵自己拼裝出來的薩克斯風和小喇叭，他們聽到《小花》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整個汗毛都豎起來了。這些存在主義的青年是瘋狂的，透過爵士樂他們的心靈解放了，伴隨著他們的是思想的解放，甚至是他們外在生活方式的解放，他們瘋狂的去捍衛這樣代表自由的音樂。當法國文學家沙特第一次聽到爵士樂的時候，他從廁所偷偷溜走；第二次聽到的時候他說這個人演奏的太好了，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音樂。
許川：為什麼你說“爵士樂手總是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並且要結兩次以上的婚”？
彭怡平：事實上，爵士音樂家過的生活是非常奇怪的，一般人過的是朝九晚五，但是爵士音樂家過的是晚五朝九。
許川：朝九晚五的意思是晚五去上班，朝九下班？
彭怡平：對，因為爵士俱樂部晚上開張，他們大概晚上五點鐘到那個地方，七八點的時候開始演奏，演奏到凌晨的兩點、三點，大概四點半結束，結束之後街上空無一人，但是那個時間開始在巷子有一些店開張，他們就站在麵包店前面。法國人早餐都吃羊角麵包、牛角麵包，音樂家就站在麵包店前面。每一次這些麵包店就為這些爵士音樂家特製一些所謂的羊角麵包，他們稱之為“可頌”。也因為這樣，他們跟不從事音樂行業的妻子來說幾乎是在兩個世界。非音樂工作者的妻子她們也沒辦法瞭解身為一個音樂家那樣到處巡迴演出生活的狀態和方式、風格，再加上這些爵士音樂家擁有廣大的樂迷，在音樂的世界裡面人和人和很容易靠近的。
許川：就像我們看到很多女粉絲看到偶像時那種瘋狂的舉動。
彭怡平：你的妻子不跟著或者是自己的丈夫不跟著音樂家的太太去做巡迴演出，或者是不跟他們從事同樣行業的時候，這樣的婚姻出軌的幾率很高。我很瞭解他們的生活，後來維持下來幾乎全部都是兩個人共同在音樂界工作。一個爵士音樂家不認識你都無所謂，他只要覺得你坐下來，他知道你懂他的音樂，你馬上就融入那個環境裡面。你們用的是同樣的一種語言、共同方式。爵士音樂就是一個王國，這個王國裡面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都是慷慨、熱情的，那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太美了。
許川：失戀時也正是創作的好時候嗎？
彭怡平：我遇到的爵士音樂家在兩種狀況下可以寫出最好的音樂作品，一種是戀愛的時候，他一定會為他的戀人寫情歌；另外一種是在失戀的時候，他會寫出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作品。所以這兩種狀態對他們而言都是人生必須經歷的刺點。有的時候音樂家需要不斷在戀愛狀態，身為一個音樂家的伴侶，事實上也必須要讓自己不斷的讓自己跟對方在一個戀愛的狀態。
許川：那會不會不穩定？
彭怡平：不會，我是一個創作者，我時時都要保持我自己在一個戀愛的狀態，我才會擁有百分之百的激情去作出最好的作品，如果我的伴侶讓我覺得我必須要為了這種很小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事情去煩心的時候，事實上我就沒有辦法去做出一個很好的作品。
許川：可是平淡不就是生活的實質嗎？
彭怡平：我用我求學、考試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我的求學經歷是非常奇怪的，我不喜歡考試我就會跟教授談條件，我說：教授，我不要考試，我覺得你上課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寧願你讓我到圖書館，我從早上一直獃到晚上我可以很自由的博覽群集，你讓我期中考和期末考用學期報告。很幸運的是我在臺大擁有這樣一個自由選擇權，因為從來沒有學生乾過這樣的事情，結果我就這樣畢業了。我在高中的時候因為寫了一首詩在衛生紙上，我就變成了文藝社的社長，後來又變成校刊的總編。所以我可以因工而請很多的公假，我有很大的時間不在課堂上面，我都是透過自我求學的方式讓我的生命變得很豐富，基本上我是在一個自由成長的人，我的人生和創作都是很自由的，我沒有經歷過所謂的不自由，不自由對我來說沒有辦法思考。 （原標題：許川對話跨界攝影師彭怡平：爵士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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